《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国民党对它既害怕又仇视，施展了一系列阴谋诡计，对其进行压制和封锁。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一方面，他们不许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向新华日报社供应纸张；另一方面，在重庆的纸业交易市场威胁纸商不准出卖纸张给《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妄图以停止纸张供应，来迫使其自行关闭。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对解决新华日报纸张问题十分关心，亲自召集报社的领导同志专门研究，提出自力更生办纸厂的主张。新华日报社总经理熊瑾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抽调刚从新四军调来的王治、中共荣县县委书记谢长琮和地下党员苏芸组成工作组考察筹建纸厂。苏芸等人通过党组织找到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营业部主任、地下党员褚度凝，通过他与该社的负责人潘序伦达成协议，由该社出具在广安办纸厂的一切证明文件，纸厂则长期向该社供应纸张。

1942年初，苏芸、谢长琮、王治以普通商人的身份，持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公函来到广安，找到地下党员杨玉枢，通过杨认识了李崇黄等人，又通过李结识了一些广安的知名人士，就此在广安站稳脚跟。苏芸等人从古桥登山到丁家坪，这一带造纸原料丰富，且交通方便，可以通过渠江顺流而下直达重庆。这里还有一个五权纸厂，同时广安的党组织力量强，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基础较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便于掩护。经由李崇黄以纸厂股东身份牵线，苏芸等人与五权纸厂老板达成纸厂和竹山一并租用的意向协议。苏芸等人回到重庆把调查的情况和初步意见向周恩来等同志作了汇报，并当即决定把厂建在广安。熊瑾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苏芸做到“绝对保密，长期以资本家的身份办好这个纸厂，要使《新华日报》的用纸无后顾之忧”。

1942年3月，苏芸等正式签订接管五权纸厂的合同，并改名为中兴纸厂。苏芸负总责，谢长琮任经理管财务，王治任厂长。5月，纸厂正式投入生产，生产出来的纸取名“贡川”纸，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印章，由挑夫运到罗渡溪上船，顺渠江运往重庆化龙桥，再转运至虎头岩新华日报社。有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和拦截，就在北碚下船，用汽车连夜运往新华日报印刷厂。

中兴纸厂与重庆资金的往来，通过广安钱庄办理汇兑。从钱庄到纸厂有100多华里，沿途要经过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交通也非常不便，全靠人送。为了保证送款的安全，李崇黄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派人护送；二是找到土匪的头子谈判，叫他们不要乱来；三是李崇黄亲自到永兴乡，给乡长打招呼，请他们维持。所以这一带的土匪明知中兴纸厂每月都要运送几次现金作收购原料、发放工资或者其他的开支，却都不敢拦路抢劫。

为了解决造纸用碱的问题，苏芸等人通过李崇黄、吴奉贵做了广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把广安的部分工商业者组织起来，于1942年冬成立蜀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纯碱。还聘请留学日本的化工专家李可极任总工程师。李可极到广安的时候，纯碱厂尚未开工，就为中兴纸厂搞抗水纸。这种纸作为书报用纸，效果非常好。在当时的重庆纸张市场，成为一种紧俏快销的商品。当时的商务印馆和大公报，为求得抗水纸的工艺，主动上门要求合作，在资金上给予大力的支持。中兴纸厂在鼎盛时期，还可以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无偿地调拨纸张。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中兴纸厂就好比我们前线作战的一个兵工厂。”

中兴纸厂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奉命停办，后来转交给杜希哲等人开办。苏芸、谢长琮、王治3个人也先后离开了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