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争光虽苦犹荣

我们援外人员心里充满崇高的自豪感，代表中国执行国际主义的光荣使命。

但现实是严酷而复杂的。首先，气候难以适应。大旱季酷热难当，住房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常在夜里跑到大树下乘凉。机耕作业更加辛苦，机车热气蒸腾，滚烫烤手，车上坐不多久便汗流浃背。更有蚊虫叮咬，红肿发痒，难以忍受。其次，工程难度大。荒地长满热带林木杂草，要用砍刀砍出路才能进去。推土、平地作业难度之大是国内从未有过的。而且新开荒地只要两三年不种，很快长满树木杂草，人很难再进去了。再次，当地工人技术水平很低，祖祖辈辈刀耕火种，掌握现代化机械难度大。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与艰难困苦斗争中度过的，我牢记毛主席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这个专家组长当得有信心有魄力，当然也有一定成绩。

我接任组长后，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很快打开局面。我们三个开荒组，每组十几台机车，开荒、平地、修渠、种植，环环紧扣、有条不紊。

我把重点放在水稻种植上，力主扩大面积。当时已开荒几千公顷，而种植只有300多公顷。有人认为扩大面积单产必然下降，名声会受影响，“面子”上不好看。我认为扩大面积增加总产解决该国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面子”。我看准的事绝不轻易改变。经过认真准备，水稻种植面积单季达到6 500亩，比原来扩大7倍，而单产不降反升了，达到520公斤，总产达到3 380吨，占该国粮食总产的1/4，引起轰动效应。当时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到费诺力农场视察，紧握我的手深情地说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那时，他们国家政府机关、军队，甚至中国大使馆吃的大米都是我们援建的农场种植的。我每月去中国大使馆开会汇报工作，使馆专门为我预留了一个房间，对我格外热情。

有趣的是，我把国内那一套调动工人积极性的方法也带到索马里。当地工人均为雇佣工，流动性大。有的工人午饭就只有一根香蕉一个芒果，好一些的是玉米糊糊放点油。我们规定：干够一个月不缺勤的，除工资外平价卖给15公斤大米；农机工人每天完成作业量收工后把机具擦净摆好，每天奖给2公斤大米。制度施行后，工人再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劳动积极性高涨。当然，有的工人学到技术后就跑到国外挣高工资去了。我说这也算我们中国人对索马里的贡献，毕竟我们为索马里培养了人才。

在索马里，我们带去了兵团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有人认为专家主要是指导，我认为除了指导还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因为许多工作我们不干出个样子来，当地工人是学不会的。我身体力行带头浇水，专家组的全体人员都参加。我们与工人并肩劳动，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特别在水稻生长初期，水量水温是重要环节。水多了要闷种须立即排水，水不够了立即补水。一年种两季，其辛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想到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想到我们付出的精力和汗水是为中非友谊做贡献。我们为国争光，虽苦犹荣。

我于1984年底回国，任农二师代师长。

1987年4月30日，我被兵团党委任命为兵团司令员，更重的担子又落到了我的肩上。